阿昴总是迟到。

可他每次走进教室时都带着风，窗帘被掀起一角，阳光便像被驯服的野兽般扑进来，舔舐他的影子。他的校服熨得平整，却永远塞不好，被放养的衣角随着动作折起一个45°的小三角，像卡在窗棂的纸飞机。

他是青春小说里标准的风云人物模板——阳光、英俊、成绩优异，转学来的第一个礼拜就像一把匕首，锋利地划开枯燥的校园日常。走廊上总有人喊他的名字，甜美的声音夹杂在起哄声中。我却想起小学时期曾经流行一时的汉堡造型糖，外表精致好看，嚼起来口感却像廉价的儿童塑料玩具，黏腻的令人发指。和张扬的外貌相反，他在大多数时候是安静的，仿佛从未停留，只是像风短暂地穿过回廊，然后潇洒离去。才过去六年，他的轮廓就已在我的记忆里曝光褪色，成为一张因过早撕开导致报废的撕拉片。

初二那年他转来，此后四年，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堵米白色的墙。年级分班时，他不是在我前一间教室，就是后一间。命运总爱开玩笑，让两条平行线始终维持在听得见、看得着却永远碰不上的距离前行，像橱窗里放错标价的贵重物品，在你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能够拿下时跟你说一声“余额不足”。

好在每层楼只有尽头两道楼梯，课间操或放学时，我总有机会经过他的教室。他不常待在座位上，但我认得他的一切：印着Tupperware字样的黑色水杯、挂在椅背上的灰色连帽外套、磨出一个小洞的牛仔料笔袋，沉默地标示着“阿昴的座位”。

他总在左肩上拎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运动T恤、童军制服或沾满泥的球鞋。操场上的他是另一种生物，奔跑时鼓起的小腿肌肉像拉满弓的弦，肆意挥洒的汗水是一颗颗珍珠，在阳光下闪耀一瞬后蒸发不见。我在树荫下席地而坐，眼睛被灼得发痛——那是我第一次直视太阳。

和燃烧不尽的阿昴不同，我的身体是苟延残喘的老旧机器。体育课跑完八百米后，喉咙就会泛起铁锈味，指尖也因缺氧而发麻。某个朋友看不下去，周末硬拽我去学校看她练舞，结束后又拉我去球场。我抱着补习作业坐在长椅上，看她们对着阿昴尖叫，觉得自己快要在尖锐的喧嚣中窒息。

那天他罕见地没踢足球，改打篮球。朋友把手机塞给我，让我偷拍他跃起投篮的瞬间。取景框里，他忽然转头看向镜头，我手一抖，差点摔掉手机。他笑了，眼下挤出两条蚕，瞳孔在强光下变成透亮的琥珀色，像一杯冷掉的熟普洱。

那一刻我错觉自己映在那盏茶里。

升高中后，我报了冷门的中国文学课。推开门时，阿昴正靠在窗边翻着一本文选，阳光把他睫毛的阴影投在书页上，像栅栏边被仔细修剪过的小草。教室里只有十二个人，我终于坐在他身后的位子。有次他的原子笔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还他时，他道谢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在高中次年，班上一部分放弃报考文学的学生退了这门课，阿昴也是其一。我才知道原来华文考试都不及格的他会选修这门课不过是陪着当时的女友一起，女友在上了一年课后觉得兼顾不了全科成绩就不来了。短短四年阿昴身边的女孩就换了好几个，他会在雨天撑伞时把伞倾向女孩，会背着身体不适的女孩上楼去医护室，会在男生公然对女孩开黄腔时严厉制止，温柔得如同一场精心排练的表演。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那温柔皮下的荒原从未有人触及。

我从文学课群组加过他的微信，四年里发过的寥寥几条信息都有收到礼貌回应，包括那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询问是否能够交换毕业照的信息也有及时答应。毕业那天，我攥着手机在走廊徘徊，最终只远远看见他被簇拥在人群中央，笑声像玻璃弹珠般清脆地滚过来砸进耳膜。正午的太阳太亮，他逆着光的轮廓融化在光晕里，像一幅被水浸透的铅笔画。

我最终没有收到他的毕业照，反倒是他不懂第几任的女友主动找上我交换照片，背面的留言让我惊觉这场自以为的暗恋早就是公开的耻辱。我不敢去想这个秘密是由哪个共同好友泄露，也不敢去猜它早已成为多少人的饭后谈资。

后来听说他去了日本，又交了个日本的学妹女友。朋友把手机递过来，他社交帐号上发的女孩穿着和服，举着一张文凭朝镜头恬静温软地笑，一如当年偷拍镜头下的那个笑容。

有人问我喜欢他什么。我张了张嘴，一股陈年的铁锈味取代回答从喉咙深处涌出。

也许因为他活成了我不敢成为的样子——自由、明亮、永不落地。又或许只是因为，在那段连自己都厌恶的日子里，我急需一个虚假的信仰，便跟随人流将它高高捧起，哪怕它注定会坍塌。

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爱，但无可否认，这是一场漫长的日全食。